比如《表弟宁赛叶》中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却总觉得自己是个生不逢时的天才，借着酒力表达了对写《红高粱》出名的“三哥”——莫言的不满。表弟扔出了匕首般的四个问题：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却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

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是通过表弟这个形象，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心态失衡者类型。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一种“情绪小说”或者是“心态小说”。这种失衡的“情绪”或者“心态”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表现的形式不一定如宁赛叶一样偏执、激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如此迅猛而混乱，从上学、高考、工作到股市、房地产、工资待遇，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衡心理。有批评者认为莫言作为一个成功者，不应该对这些失败者冷嘲热讽，我不太明白这个批评逻辑：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成功者或者失败者，难道失败者因为处于弱势地位就有随便撒泼指责成功者的悲哀特权吗？莫言在小说中刻画了武功、宁赛叶等心态失衡者，窃以为这种敏锐精准的“社会心理群像”的典型化刻画，不论是在其个人创作谱系里，还是整个当代小说里，都是一种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讨论的创作突破。

三、对现实不确定性的文学反思

莫言这批新作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们集体展示了某种现实的、文学的甚至哲学的“不确定性”。比如《等待摩西》中的摩西和“我”的命运以及整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对现实、命运不确定性的文学表达。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一种看似轻淡实则强烈的“对人的恐惧感”描写中，几乎每篇小说都有，甚至连戏曲剧作《锦衣》和诗歌里都有。我认为这是作家以生命的直觉从朴素的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一种生命哲学，并且能以文学的方式艺术呈现。

短篇对作家的结构、语言、叙事、人物、细节、意旨表达等能力要求都非常高，迫使作家一定要聚精会神，精雕细刻才能努力避免瑕疵。但莫言确实在《表弟宁赛叶》里出现了一个叙述细节上的小错误，小说中说“那可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三万元。你在县城租房子，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放鞭炮开张，接下来，天天请客，吃饭，甚至充大款给小学捐钱买电脑”，这里的“买电脑”显然不符合中国80年代初县城的实际情况，这可能是笔误，但确实也是一种失误。整体来讲，莫言在《地主的眼神》《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几篇小说里都以精巧的构思、洗练的语言、跳出闪入的叙事方式、典型化的人物与社会心理描写，做到了以小中见大，以点线勾勒社会变迁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结构性心理状态。莫言做到了以艺术方式对时代发展中某些不良现象做出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主要表现为“含混”、反讽与“点穴”。“含混”如《斗士》里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方明德老人逼问我：“大侄子，你说，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我含含糊糊地说：“这怎么说呢……应该……都伟大吧……”这种“含混”在早期作品《蛙》里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2]。反讽如《等待摩西》里已经当兵的我很虚伪地劝柳卫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也可以大有作为”之类的话。

我想重点解释一下“点穴”，可明点，也可暗点，应该是短篇小说写作走向宏大和深入很经济的一种方法。所谓“点穴”：就是看准某个问题，轻点一下，并不大肆铺陈，但却会让读者全身为之一颤，浮想联翩，意在言外。比如《地主的眼神》里我问孙来雨“农场那八百亩地是怎么回事？”“听说是被市里一个领导的小舅子，十年前用每亩四百元的价格买走了”。再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和“对人的恐惧”，不论是表弟、武功、还是摩西，那么熟悉和亲近的乡亲甚至亲人，各种“挖坑”与背叛，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别人毫无征兆地砸得粉碎或者重塑。莫言犹如一个功夫大师，瞅准了时代和人心的敏感点，看似轻淡，却如“点穴”般直击要害。

我们知道海明威关于写作有一个著名的“冰山”说法，但我觉得生活里还有更多的“冰水”现象：就是那些真实发生、存在过但无从考证、无法证明或者不可言说的故事与经历。我觉得莫言以文学的方式点中了很多人的这种生命经验，点中了某种时代之痛，甚至点中了一种生命哲学的本质。我想了想原因，要么是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捕捉到了社会现实发展的本质；要么就是这个社会不论怎么发展，某些深刻的社会现实本身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但不论哪一种，都是作家忠实于现实和艺术的表现。

文章来源：《新作文》 网址: http://www.xzwzzs.cn/qikandaodu/2021/0223/4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