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要将乔叶的新作《认罪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说个清楚明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难不是因为它没什么可说，或者是它太含混、太模糊，恰恰相反，它可说的实在太多，也非常的清晰明确，反倒让人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而一旦真的说起来，又不免挂一漏万、难以言尽。

还是从最切身、最直接的阅读体验说起吧。《认罪书》是一部让人一口气读到深夜读得欲罢不能的作品，也是一部让人在阅读中震动感叹、在阅读后思考铭记的作品。它保持了乔叶小说一贯的动人心扉的故事、精细灵透的讲述，又以独特的方式，四两拨千斤地挑起了沉重而深刻的思索和拷问，将可读性和思想性、艺术性，或者说，将通俗性和文学性，轻巧而妥帖地结合在一起，可谓乔叶小说创作中极其出色的代表性作品。

《认罪书》的精心和独到首先表现在形式上。乔叶此次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即“回归”西方文学中古老而经典的“双重叙事”模式——用一个楔子引入第二重叙述文本，同时，通过注释的使用大量添加非虚构性的资料和文献，并在虚构故事中植入真实人物、机构和事件。这些叙事手法和技巧，从多方面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增强了叙述的可信度和感染力，也极大地拓宽了文本容量，还在技术上解决了如何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推进中更多更深地融入对现实和历史关注的问题。这样的叙事效果，对乔叶而言，是专业小说家在叙事艺术和技术上的探索与新变，对读者而言，让小说的内容更为多元、立体、丰富，小说也因此更为好看、耐读。

最为宝贵的还是小说在内容上的阔大与深厚。在文本的表面，《认罪书》讲述了一个包含奇情、复仇、悬疑、推理等诸多因素，牵涉几代人命运的情感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繁复曲折、引人入胜的，但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载体、一条引线，所承载的，是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客观展示，所引发的，是对历史悲剧和人性之恶的追索及反思。乔叶用一条绚丽的爱情主线，一层层地将崩坏的现实和惨酷的历史穿引、缝合在一起。从爱到恨，从个体命运到群体悲剧，从当下的社会症状到“文革”的历史罪恶，从对恶的挖掘和审视到对罪的反省和深思，《认罪书》立足当下、回潜历史，展示人心、剖析人性，既取得了现实的广度，也具备了历史的厚度，并在两者的结合中抵达了思想的深度。

事实上，《认罪书》所做的，正是长久以来应该却极少去做的：撕开历史和现实的残酷与荒谬，在人性和伦理的幽暗与虚弱处觉醒并反思，对那些不能遗忘的恶进行“认知、认证、认定”，对那些不可原谅的罪进行“认领、认罚”。 它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历史与现实的省思。书中的历史，是那些60后、50后、40后所创造所经历的创伤，书中的现实，是一个80后在当下所面对所体验的苦痛。而这创伤和苦痛，也是所有人共同的历史和现实。同样的，那些令人发指匪夷所思又理直气壮横行无阻的恶和罪，不仅与每个参与者包括旁观者有关，也与所有人相关。然而，从那样“恶性”蔓延的历史中走来，处在这样“毒性”横流的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意识到罪，并真正认罪了的？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遗忘、遮掩、淡化、伪饰却极少反省和忏悔？是人性过于幽微复杂，还是现实过于坚硬强大，抑或是文化基因上的先天缺陷？这些深切的揭示和警醒的拷问，就是《认罪书》的核心内容和终极主题，也是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最具意义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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