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对恶性疟疾、脑疟强大的治疗效果，挽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民称之为“中国神药”。“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屠呦呦因此被称为“青蒿素之母”，并得到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的嘉许。

因为拉斯克奖还有一个“诺贝尔奖风向标”的别称，人们便激动地预测，屠呦呦很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中国人。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虽然希望落空，但这也不影响人们给屠呦呦加冠另一个头衔——离诺贝尔最近的中国女人。

非，池中物

屠呦呦获奖后，在一片叫好声中，人们渐渐发现了这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区别于传统意义中获奖者的独特之处，她既没有博士学位、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只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这让人们不禁揣测猜疑，于是，一些针对“三无”教授的非议接踵而至。

纵观舆论，关于屠呦呦的非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她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不是两院院士，青蒿素归属之争。

说到诺贝尔奖，这是中国人的软肋。人们始终憧憬每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能够出现中国身影，包括当年屠呦呦的这次落选。

“诺贝尔的奖项发展到今天，更多是用来对科学家一生的贡献做总结性表彰，而不仅仅是表彰近期的成就。”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文章《不必为屠呦呦落选诺奖而失望》评判屠呦呦与诺奖的擦肩而过，文章从诺贝尔奖的表彰性质切入，讲道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在获奖领域的决定性成果获得承认，都比屠呦呦早得多。与之相比，青蒿素取得阶段性成果也好，获得业内和国际承认也罢，并无时序上的优势可言。

如果说，诺贝尔奖的表彰性质是客观因素，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原因。那么，徜徉在中国坊间的另一种说法，只能让人哑口无言，那就是青蒿素的归属之争。

由于“523项目”是在援外备战的背景下提出，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不允许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者不能公开发表科学论文。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被“523项目”以外的人所知。

没有文献，没有出版记录，便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即使后来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还是有很多人站出来想要分一杯羹。毕竟，实验发现是课题组团结合作的成果。人们纷纷抗议，奖项应该为集体所有，而不能只归功于一人。

对此，舆论众说纷纭。

而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在其一篇名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得文章中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观点。虽然对于青蒿素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但有三点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其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让饶毅感到不平的还有:“他们(屠呦呦和张亭栋)作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值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他们在国际国内的认可都远低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两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从未被推荐过。”

在传统观念中，院士身份是评判一位科研工作者成就的一张有力的名牌。而闻名国际的屠呦呦并未得到这张名牌。这与上文提到的青蒿素的归属争议有关，还有来自街谈巷语的“人品说”“权力说”等等。

返璞归真，无论蜚语再多，屠呦呦的科学贡献都无法泯灭。正如饶毅所说: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司马光睡“警枕”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

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写出《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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